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與立足某一作品的評論不同，“作家論”的書寫注定是一項繁復的工程。它不僅要求評論家要把眼光從單篇文本延伸至作家某段時期的創作面貌（乃至其全部的文學生涯），而且要在體察作家所處的社會背景、個人的文化接受的過程中，融入筆者以旁觀視野進行的對作家內在精神、思想個性，以及作品和現實生活對應狀況的多向度審思。在《風中結緣：論小說六家》中，金理以獨到的觀察和綿密的筆力，分別對6位作家展開論述，這與其說是一個為作品賦予個人解讀的過程，不妨看成是他與同時代作家們一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交流與互動。文學研究者應當以什么樣的姿態走進文學現場？這是開展文學批評要思考的首要問題。在此書中，金理給自己的定位是一名“聽風者”?！帮L”本身便是虛無縹緲之物，它代表著繁復，駁雜，充滿了隨機性和不確定性。絲絲縷縷的風聲終日在耳畔響過，猶如活躍在當代文壇的萬千寫作者的眾聲喧囂。長期以來深入文學現場的金理，便是風場中恒久不動的旗幟或桅桿。他始終在風中等待著一團團不期而至的風和他結緣。

把握作者的寫作姿態，再翻開這本書，自然會感受到他如清風漫漶一般的論述風格。更多的時候，金理都是在進行不疾不徐的文本分析。其論述是緊貼中心情節展開的，我們期待的歸納、總結、議論等變得格外難尋。開篇的葉彌論，金理著重分析《成長如蛻》一文。在這場對“弟弟”的圍獵中，圍捕者紛紛被金理套上了象征某一群體或某種面貌的外衣，從而不單單代表“這個人”，而是成為了“這類人”。譬如父親成了專橫的君王，姐姐是理性的觀察者。小說中的人物從單一個體成為某一符號，不同態度，不同立場的人相互碰撞，此時的討論便得以跳脫出文本的局限，向更貼近現實和道德的層面進發。如果以傳統的眼光來看，《成長如蛻》這篇文章仍舊從屬于“父與子”這一經典母題，但金理卻梳理出了另類的演繹方式。其中的“父”與“子”都具備一種對現有身份的挑戰意識和反叛精神，甚至在某些細節的支撐下，相互排斥的兩人竟表現出些許共性?！皬姍嘁庵尽迸c“孤立無援”在本該針鋒相對之時，卻因“冥冥之手”默然地走向了調和。我們可以看出，金理選擇對此種家庭倫理矛盾的把握并非隨機之舉，以其列出的劉心武等人的作品來看，他已經建立一種文學形象譜系的意識，任何一個典型形象置于廣闊的文學生態中，都能輕易地找到參照。多相類比，不同語境下的同類人似乎面向著相同的旨歸，其情感表達和命運選擇在回應時代之余，必定凝結出某種穩固的合力。

金理寫魯敏，率先關注的是社會轉型期，新舊意識交替和革命記憶漸次遠去的境況下，魯敏這一代作家的個體與歷史的關系。歷史對人物的塑造與定義被牢固地框在對時代斷裂有深切感知的作家筆下，由此，那個特殊的空間里人們的生存、掙扎、自由、思想解放，才是獨屬于“70后”作家的精神遺產。在具體考察中，金理根據對魯敏的動態追蹤，有意識地梳理出其創作脈絡中的“系列書寫”，卻并未就此止步。他從阿波羅式書寫和迪奧尼索斯式書寫的對立出發，闡發出魯敏文學里的“自反”特征。金理認為，這種特性也許是源于作家的天性或下意識。但我們同樣看到，金理眼中的魯敏是一個充滿理性與自覺的作家，她清楚地把握著每個階段、每次創作的規劃與設計?？赡切┐嬖谟谌穗H之間隱秘的，朦朧的暗流和細碎的情思，實在是難以掌控。如果一個作家對自己筆下的事物過于明了，那文本最終的結果反倒未必能全然盡如人意。

金理在全書中多次提到李長之先生分析《紅樓夢》時的一個觀點：在材料的采取上，并不在你如何選擇那奇異的，或者太理想化的資料，卻在你如何把平常的實生活的活潑經驗拿住。他以田耳的《一天》為例，分析這篇“拆了舞臺，八面來風”的小說怎樣呈現那嘈嘈切切的雞零狗碎。在田耳節制而不動聲色的敘述中，金理一一捕捉到了他筆下人物的喜怒哀樂，最終卻仍然無法回答那個開篇提出的問題——什么是田耳的小說之心？但答案其實呼之欲出，“一朵花慢慢展開花瓣”，平凡的個體從現實規定的禁錮中走出，一邊演繹著真實的活潑的經驗，一邊向人性的無限性和高貴處探尋。

同樣，在對張忌的論述中，金理再一次提到“平常經驗”的重要性。在前文中，金理已經將張忌的寫作路數劃分至底層寫作。在這個范疇之下，張忌筆下生活的參差形態似乎上演得愈加分明，人物的諸多舉動總是無限趨近于丑陋卻真實的境界?！冻黾摇分?，金理關注的是那個并非簡單的和險惡世界對立的“我”。在絕境中沉浮的人往往才是生活參差和人性幽暗的絕佳例證。金理創設性地將“我”的送禮舉動放在社會關系學的領域里審視，以另一種視角解讀人物選擇，則是在把握其動機、分析其后果的同時，更加妥帖自如地證實了作家已為文本注入了“平常的實生活的活潑經驗”。

不少評論者在論及鄭小驢時，都表現出對其“鬼魅敘事”的濃厚興趣。在本書中，金理對這一話題有了新的闡釋。金理只是隱約指出，鄭小驢的鬼魅風格使他聯想到楚文化和沈從文的文學傳統，但卻并未深究這一風格的真正來源，而他迫切關注的，是培育鄭小驢鬼魅風格的土地上的故事是何其荒誕。金理的焦點無疑是精準的，省去對形式與外在的關注，深入挖掘在公理與正義缺失的狀況下，顛沛流離的青年人如何被現實打壓，如何與強權的社會抗衡，如何直面自己尖銳的欲望，如何在渺小與絕望中冷眼見證秩序的垮塌……金理沉重地把“陰森”一詞蓋在了鄭小驢身上，仿佛他筆下的幽靈時時刻刻在攪動著這個冷寂的世界，時時刻刻在陪伴著那個失意的少年。

誠如金理所說，這是一部“素面朝天”的評論集。在書中，他已全然拋卻技術層面的追求，而選擇了從容不迫地與作家開展對話。無論是開篇即袒露心意的“告白”（葉彌論），還是由詩入評這樣新穎別致的方式（田耳論），均可昭示出，金理在走進文學現場時的姿態是輕松自然的。書中的每篇評論，都經過了幾次三番的精心修改，有的時間跨度甚至長達十年。也許十年間，作家的創作姿態已與最初的模樣千差萬別。但正是在這樣實時跟進的切磋與互動中，金理與觀照的作家相互陪伴，相互生長。從中我們不難看到一位滿懷熱忱的文學研究者對作家長期的追蹤與堅守——他始終站立在文學的原野上，和一場又一場清風相逢。